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扬.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读书时无人问津，中举后天下皆知，用来激励人努力读书，考取功名的。
这是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来激励读书人追求做大官、发大财。“十年寒窗”意指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十年并非实数。
《琵琶记》 元?高明作。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
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
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剧情是：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
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
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办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
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
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
得到牛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扩展资料：
琵琶记蕴含的感情：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
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
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剧本第四出“强试”是冲突的开端。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
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
”但朝廷的答复是：“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
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作家网—《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三国演义之处众诸侯中违约匿玉玺的是谁？称帝的是谁？
三国演义之处众诸侯中违约匿玉玺的是孙坚，称帝的是袁术。
十八路诸候讨董卓,长河复太守孙坚攻入洛阳,夜间,孙坚忽见城南有五色毫光直冲斗牛,近前一看,毫光来自一口井,井栏上刻“甄官井”三字,井口闪闪发光,井内蒸气飞扬，孙坚命军制士抽干井水,从井中捞起一具宫装打扮的女尸,尸体仍未腐烂，女尸颈下有一锦合,内有一金锁扣着的朱红小盒子，孙坚从中取出一方玉玺,该玉玺方圆四寸,上刻有五龙交钮,旁缺一角百,用黄金镶补，下有篆文“受度命于天，既寿永昌”,相传这八个篆字,是秦朝宰相李斯亲笔所写,刻在玉崐玺之上。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心生异念，也想靠天命做上皇帝，下令撤兵回鲁阳另作打算，孙坚不久阵亡野山。袁术乘孙妻吴氏扶柩归里之机,派兵半路拦截，抢去了传国问玉玺。后来答,袁术死后,其妻扶棺奔庐江,遇到广陵太守徐缪,依袁术先例办理，也将传国玉玺抢去。
徐缪将传国玉玺献给了曹操,三国鼎立，传国玉玺属魏，三国归晋,传国玉玺也归晋。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赵宝峰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魏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且说孙坚拿着玉玺正要回江东，袁绍、刘备、曹操等诸侯相继要来索取玉玺。众诸侯在口水战之后，终于拉开了血腥的战场。
孙坚见机不妙，先让儿子孙策拿着玉玺快走，自己与周瑜、太史慈、程普、黄盖、韩当、祖茂来做掩护。
且不说孙坚，只道孙策夺路回江东，正要过江，闪出个黄忠。
孙策不禁失色，没想到刘景升竟然如此歹毒，在江北让黄忠守株待兔！孙策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上腔”。
“小子，你以为你打得过我吗？只怕你还没近我身，就被我一箭射死！我看你还是乖乖交出玉玺，否则我看你小命不保！”黄忠拿着他的神弓轻蔑地说。
“他小命不保，你老命也别保了！看你张爷爷一枪！”突然，张飞挺枪而来，那红脸关羽也随后赶到。原来刘备和孙坚早就成为盟友了。
“我当是哪个爷爷，原来是我老黄的孙子张飞！”黄忠大笑说。
“三弟，你且和那个黄老头会会，我护送孙公子回江东。”关羽说。
“二哥，不用你说，我早就想送那黄老头归西天了，哈！”张飞说。
这时，江上开来2条船，看那旗子，上面大书“袁”。关羽说：“伯符，不好，袁绍那厮必来索取玉玺！”
“孙家小子，你听着，袁绍大将颜良、文丑在此，留下玉玺，放你过江。”这时，颜良在对面船上大叫。
“关二叔，这可怎么办？”孙策毕竟阅历少，没过多少时间就已经乱了手脚。
“哼，料此二贼也未必是我关羽的对手。伯符放心，有关二叔在，必保你安心过江。”关羽说。
话分两头，且说孙坚那头，刘备、马腾、曹操3个盟友竭力保护，退入一个关卡，情况才稍微好转了点，谁知吕布率张辽突袭孙坚部队，吕布猛斩祖茂。袁绍、刘表、刘璋马上捡皮夹子，率众紧逼上来。刘备、马腾、曹操3队人马疲劳不堪，且战且走了。
吕布马上在营寨门口叫阵，袁绍部将张颌、高览、淳于琼趁机攻击营寨后门，刘表让魏延、文聘纵起火来，刘璋率蜀兵急功偏门。
孙坚马上和部下失散，吕布认得孙坚，一把抓过他，一搜，没有玉玺，便把他给杀了，说：“玉玺不在孙坚身上，必在走脱的孙策身上，大伙给我追，张辽把孙坚尸首抬回洛阳！”
且说吕布赤兔马快，已经赶到江边，其余诸侯随后即到。谁料刘备等人准备随后追击，来个两面夹击。
公元197年，袁术据始皇帝玉玺(玺上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占据江淮大地在寿春称帝。袁术称帝于建安二年二月（公元一九七年二月）以寿春为都，国号仲家，即史称：仲家皇帝。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建都：寿春，国号：仲家，但治理国家无方，被刘备打败，袁术〖仲家皇帝〗在位两年半。
袁术（？—199）东汉末割据群雄之一。汝阳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袁绍从弟。初为虎贲中郎将。董卓专权,他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遭袁绍与曹操夹击,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与淮河下游之间）。建安二年（197年）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建号仲家。后相继为吕布、曹操所破,欲投袁谭（袁绍子）,道病逝。
公元197年2月,袁术称帝为仲家大皇帝,197-199年在位。
一九七年丁丑.东汉．建安二年（仲家皇帝袁术元年）
（袁术皇帝在位2年半）
皇帝年表:
197（丁丑仲家皇帝袁术仲家元年）
198（戊寅仲家皇帝袁术仲家二年）
199（己辰仲家皇帝袁术仲家三年）
摘自国学原典·史部·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
中国皇帝年表·袁术·仲家皇帝
中国历史大纪事三国志三国演义
众诸侯中违约匿玉玺的是孙坚孙文台,当时孙策问袁术借兵，抄以玉玺为质，孙策用用传国玉玺换来了袭3千兵马,为后来的东吴占据江南奠定了基础知,不久之后袁术称帝了.至于后来先后称帝的的是魏:曹丕.蜀:刘备.吴:孙权,最后道统一天下的是晋:司马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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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上一句是什么？
“|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上一句是：“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出自元末戏曲作家高明创作的一部南戏《琵琶记》。
琵琶记，元朝末年高明（即高则诚）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戏，主要讲述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爱情故事。琵琶记系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更早时还有金院本《蔡伯喈》），但原故事中背亲弃妇的蔡伯喈变为了全忠全孝。
故事讲述了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喈被逼赶考状元后又被要求与丞相女儿结婚，虽不允，但牛丞相不从而依之。当官后家里遇到饥荒，其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他想念父母，欲辞官回家，朝廷却不允。
赵五娘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后终于找到，并团圆收场。这“三不从”是高明重点刻画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关目。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社会背景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
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琵琶记
上一句"是我本将心向明月"
出处：
元代高明的《琵琶记》
全文：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
释义：
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作者：
高明(约1305~约1371)，即高则诚zhidao，元代戏曲家。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受业于县人黄溍时，成古典名剧《琵琶记》。元代戏曲作家。
典故：
元·高明《琵琶记》第回三十一出几言谏父——“这妮子无礼，却将言语来冲撞我。我的言语到不中呵，孩儿，夫言中听父言违，懊恨孩儿见识迷。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封神演义》第十九回——且说妲已深恨：“这等匹夫！轻人如此。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满沟渠？反被他羞辱一场。管教你粉身碎骨，方消我恨！”《国色天香》作者吴敬所，第八卷----贞低首微诵曰：「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幽闺记》（又名《拜月亭》答）作者施惠，第三十七出----（末、丑上）指望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个中一段姻缘事，对面相逢总不知。老爷、老夫人，官媒婆、院子叩头。
用“裕”组的词语有哪些?
1、优裕
造句：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
解释：富裕；充足：生活～。
2、丰裕
造句：继续我们的假日与圣诞设计作品集粹之旅，今天我们决定收集一些创意丰裕的假日主题艺术作品，它们以一种与众不同又趣味横生的方式描绘了这个时节。
解释：富裕：生活～。
3、宽裕
造句：但是研究人员对加州消费者进行调查后发现，经济极为宽裕的人愿意花额外的钱购买商标不那么惹眼的产品。
解释：宽绰富余：全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起来｜时间很～。
4、富裕
造句：中国的立场是，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有削减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在哥本哈根达成的任何气候变化协议都应该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解释：（财物）充裕：日子过得挺～。
5、裕如
造句：学习是出于一份行动，将匮乏与渴望填满，回收的除了充实与荣誉，也找回了对自我的肯定，建立起了一切应付裕如的自信是学习设计带给我的更深层的价值。
解释：形容从容不费力：应付～。
6、充裕
造句：战后的艰难岁月里，理想的婴儿之美主要存在于肥胖中，存在于丘吉尔式的多层下巴中，存在于配给告终充裕盛行的梦想中。
解释：充足有余：经济～｜时间～。
7、余裕
造句：不论真实数字到底是多少，更多的开支和更少的部队都让中国军队和15年前相比更具余裕。
解释：富裕：～的时间｜～的精力｜解放了，吃穿不但不愁，而且还有～。
8、应付裕如
造句：学习是出于一份行动，将匮乏与渴望填满，回收的除了充实与荣誉，也找回了对自我的肯定，建立起了一切应付裕如的自信是学习设计带给我的更深层的价值。
典故：应付：对付，处置。裕如：按自己的心愿做事。从容对付，毫不费劲。
释义
1.丰富，宽绰：宽～。富～。充～。节用～民。2.从容，不紧张费力：应付～如。3.姓。
详细释义
〈形〉(形声,从衣,谷(yù)声。衣物丰饶。本义:富饶。财物多。也指使富饶)
同本义
裕,衣物饶也。——《说文》
有孚裕无咎。——《易·晋》
天地裕于万物。——《法言·孝至》
包众容物谓之裕。——《贾子道术》
裕其众庶。——《国语·吴语》
此今兄弟,绰绰有裕。——《诗·小雅·角弓》
又如:裕后光前(造福后辈,光耀祖先);裕民(使民众富裕);裕饶(富饶);裕民足国(裕国足民。使人民富裕,国家丰足)
宽裕
布施优裕也。——《国语·周语》
又如:裕利(大利,暴利);裕裕(宽余自如的样子);裕宽(松弛。不紧张);裕如(自如的样子);裕蛊(宽纵坏人)
宽大;宽容。如:裕和(宽裕和顺)
〈动〉
教导
乃由裕民。——《书·康诰》
又如:裕民(教导民众)
我以我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出处：元代高明的《琵琶记》。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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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
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
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意思是，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得到应有zhidao的回报和尊重。
出处：元代高明的《琵琶记》。
原文：
“这妮子无礼，却将言语来冲撞我。我的言语到不中呵，孩儿，夫言中听父言违，懊恨孩儿见识迷。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译文：这姑娘这么没有礼貌，居然用言语来得罪我。我说的话虽然有不中听得地方，孩子，丈夫的话中听，父亲的话不中听，懊悔孩子你见识短浅。我好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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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争议：
从能够查到的出处，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应该是元代高明所著的《专琵琶记》最早。
有人说最早的出处是《封神演义》，但《封神演义》为属明代天启年间所作，而《琵琶记》却是在元末，所以《琵琶记》最早，除非找到比《琵琶记》更早的。但是更早的至今只能找到半句，在唐代齐澣的诗中有“将心托明月，流影入君怀”的说法，这不能算。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亲那。有种东西叫百度你知道来吗。你都用百度知道了。怎么不用百度搜索呢。无奈了都。
复制粘贴别人的：
这句最早出自元代高明所著的《琵琶记》
元·高明《琵琶记》第三十一出几言谏父——“这妮子无礼，却将言语来冲撞我。我的自言语到不中呵，孩儿，夫言中听父言违，懊恨孩儿见识迷。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意思是：百
我以真心待世人，世人却虚伪的待我。
直白地说意思是,你喜欢明月但明月不解风情，就是本来我一心向明月的，但是呢明月没有照我却照满沟渠。喻自己很喜欢/很想做的事没有得/做到，更无奈的是自己喜欢/想做到的人/事物却做的更不好。
还可以解释为：度为什么我心属明月，而明月却偏偏照着臭水沟、下水道。也就是说为什么我看上的姑娘（或小伙），怎么偏偏看上了其貌不扬的臭小子（丑丫头）！当然，这是将月亮比作心知上人说，或者也能把月亮比作心上的事物，而事物发展并不如意，照了沟渠，妄自辜负了自己的心意。
也可意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没事干。顺手给你粘贴道过来了。【我是好人有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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