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著名的亡国之音
十六天魔舞。是元代在宫中做佛事时表演的女子群舞。此舞创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史·顺复帝本纪》载：顺帝怠于政事，荒于游乐，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舞《十六天魔舞》。其服饰化妆是：戴象牙佛冠，身披璎珞，大红绡金长制短裙，金丝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手执法器──加巴剌般之器。其中一人执铃杵奏乐。另外还有由十一个宫女组成的伴奏乐队。由宦官长安叠不花率领。遇宫中做佛事时才进行表演。
元朝灭亡之后，很多人就把这原因归咎到十六天魔舞上头。“凭谁为问天魔女，唱得陈宫玉树声”，“自古国亡缘女祸，天魔直舞到天知涯”把它比作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道》，同属亡国之音。而元顺帝在丢下大都，逃往漠北之际，还不忘带上自己心爱的天魔舞队，“毡车尽载天魔法，唯有莺衔御苑花”，继续“大喜乐”去了。
亡国之音的成语典故
【出处】：《礼记·乐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史记·乐书》：“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成语故事
《韩非子》：奚谓好音？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税音脱），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说音悦）。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请复一宿习之。”灵公曰：“诺。”因复留宿。明日而习之，遂去之晋（之，至也）。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师旷，晋太师），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遂，完成）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师涓鼓究之（究，尽也）。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音止）。”公曰：“清徵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听。”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郎门之垝（音鬼，垣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於天。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音爵）。”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太公金匮：五丈夫两骑），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传说殷末乐师延为纣王作曲,纣王听而倦。武王伐纣时,乐师延抢琴东走,投濮水而死.自此,水中常有音乐声靡靡传出。公元前534年，卫国灵公应邀去参加晋国虒祁宫庆典。朝辞帝丘,暮宿濮上，夜半入眠,朦胧之中忽有琴鼓丝竹之音。他披衣俯窗,侧耳细听,时隐时现,微妙悦耳,问及左右，都说听不见。便召来乐师涓。听后，涓告诉灵公：“臣能识其略矣,须更一宿,臣能写之”。夜半,玄音复发。涓援琴而习之,尽得其妙,灵公听后,龙颜大开，问其究竟。涓道:“先时,纣王命师延作靡靡之音,师延不肯，帝辛欲杀之,无奈而谱曲。纣王喜声色,朝歌暮舞,通宵达旦,隧失天下，师延乘舟濮水而下，至此投水而死,故有神曲出水，震惊世人也。”涓本想以此说服灵公禁声色，绝靡音,勿使政散民流,诬上行私。灵公却视毒草为香花,砒霜为冰糖，不介其意,越听越迷。至晋国后，灵公虒祁宫如此富丽堂皇,诸侯济济无不称道.待酒酣将醉时,便唤涓曰:“过濮水所获妙曲,速援琴以助雅兴。”涓不肯，后迫于灵公之威,不得不弹。未等弹完，师旷厉声制止道:“此为亡国之音,不可听。夜有鬼神之声，世间必有冤情.”灵公亦不听劝阻，随使歌妓伴乐起舞。朝晋归来，灵公贪图享乐的私欲与日俱增,见自己的重华宫简直不能和晋国妃妾宫女所住的厢房相比，便扩修重华宫,新建卫王殿.真是皇宫金殿将欲倾,檐下燕雀不知危。
为什么称郑卫之音为亡国之音
“郑卫之音”是周代民歌的总称。周代特别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歌繁荣的时期，各种类型的民歌大量涌现，其中尤以产生于黄河流域郑、卫、宋、齐等诸侯国的民歌最具特色①，“郑卫之音”即由此得名。
周代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是史有定论的，它的题材相当广泛。仅从《诗经》里收集到的而言，就有反映妇女集体采集的欢乐情景（《芣苢》），控诉农民饱受严重剥削、讽刺剥削阶级不劳而获（《七月》、《伐檀》），歌颂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关雎》、《出其东门》、《木瓜》），再现夫妻之间的离愁别绪（《君子于役》），同情对强迫婚姻的反抗（《行露》、《氓之蚩蚩》），等等等等，实可谓包罗万象，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
对周代民歌形式特点的论述无一例外地来自根据其歌词所作的判断。二史籍中对于“郑卫之音”的社会影响问题有很多记载。“郑卫之音”来源于民间，流行于民间自不必多言。但它的还远远不止于此，“高贵”“显赫”如帝王，特别是诸侯国国君，同样有很多不由自主地喜爱民歌。民歌即“国风”占一多半篇幅的《诗经》就是周王室统治者在特定制度下命人专门收集的。
关于诸侯国国君对民歌的喜爱同样有很多记载，例如，《乐记·魏文侯篇》中说：“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而《孟子·梁惠王》中则记载了梁惠王在与儒家“亚圣”孟子问答时所说的一段话：“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真好世俗之乐耳。”由此可见，周代民歌在当时的影响是异常广泛和深刻的。三在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左传》、《春秋》等创作的《东周列国志演义》里，“郑卫之音”被明确判定为“亡国之音”②。然而，为什么很多诸侯国的国君纷纷喜爱“郑卫之音”？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做出“亡国之音”判定的无疑是那些正统的奴隶制帝王及其正统的卫道者，如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之类。他们听民歌完全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不是欣赏。正因为如此，当周代的等级制度等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遭到破坏的时候，他们才发出“礼崩乐坏”的哀叹。
封建国君们之所以喜爱“郑卫之音”，大抵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民歌作为来源于民间的东西，永远是新鲜的富有强劲生命力的。民歌是生活的再现，劳动人民永远是生产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真正动力和主力，生活长新，民歌创作和民歌作品也必然会长新。
其次，民歌在内容上不受限制，因而有很多东西国君们闻所未闻。周天王和孔子自有衡量事物的标准，他们会因为晋文公要求得到一块超过其所应享受规格的墓地而大动肝火③，因为几个大夫公开演奏一支超过其所应演奏规格的曲子而气急败坏④，就因为“超过规格”。他们是决没有可能把这种“超过规格”的东西当成题材，创作成音乐作品的。民歌的创作者们却不管这些，他们只知道顺应“天理”和“童心”⑤，有感即发，毫不矫饰造作。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则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则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⑥，凡是动情的、有感的，“黔首”们大都会把它们创作成民歌，且广为传唱。
第三，民歌的曲调新鲜活泼、简单优美、易于传唱。《阳春》⑦、《白雪》⑧之类固然优美，但它永远只能是专家式的东西，只有《下里》⑨、《巴人》⑩这样的民歌才能够广泛流传。
2005年11月13日注释：
①这当然是指从当时周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其它地区如长江流 域的吴、楚、巴蜀、戎狄等地的民歌，则一般被冠以“吴声”、“南音”、“西曲”等，划入“四夷之乐”的范畴，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如 楚地北部的“周南”、“召南”等等，大抵是它们的产生地比较靠近西周都城镐京的缘故。
②《东周列国志》第 回。
③《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④《论语·八佾》：“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⑤“童心说”为清代思想家李贽提出的著名观点，意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融入社会程度的加深，人心会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污染，只有保持一颗不受污染的童心，才会产生最正确的思想、最健康的感情。
⑥见《诗序》。
⑦⑧⑨⑩《楚辞·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而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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